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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修林:网易文化评论

文化评论、文学作品、文学理论评论、哲学作品

 
 
 

日志

 
 
关于我

欢迎代理、订购茅台酱香鑫利来酒、为友酒。,电话:13795769718。张修林,理论家、评论家、诗人,1969年5月生于四川古蔺县。1989年开始先锋诗歌及理论评论创作,同时发表作品。2005年起开始政治理论评论、思想文化、哲学领域的创作和研究。作品被选入多种选本。成就及个人传略被选入《世界名人录》、《中华百年》(人物篇)、《科学中国人.中国专家人才库》等多种大型辞典。哲学、政治理论评论、文艺理论评论、思想文化类作品中的很多成果和观点被学术刊物、文学作品、百科词条、博士硕士论文、网络论坛广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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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在精神的轨道上继续向远方穿行――张修林接受《独立》主编发星的访谈  

2008-11-11 22:25:01|  分类: 张修林答文友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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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精神的轨道上继续向远方穿行

    ――张修林接受《独立》主编发星的访谈

 

 

发星:请简要谈谈你的人生经历?

 

张修林:1969年生于四川泸州古蔺县的一个小山村。这儿与贵州北部的仁怀、习水两县接壤,它们被一条不太大却有些知名度的赤水河分隔。毛泽东在这儿给中华的历史划下过一些痕迹。站在我家的院坝里,就能看到对面耸立的、属于贵州管辖的群山。经常,我会默默注视着这些轮廓清晰却无从触摸的山脊,猜想被它们遮蔽的远方,会是什么样子。偶尔,也会缠着大人,问他们关于毛和他的军队出现在这儿的一些情况,但他们往往欲言又止,不愿触及话题。这儿离县城有好几十公里,信息闭塞,交通很是落后。

我的祖上,很多代都是农民,他们都有着太多不为人所知的人生艰难和传奇。内战时期,祖父被“拉壮丁”,在国军的军营中,他凭聪明和机智成功逃走,步行千里辗转回到了桑梓;他是一个手艺精湛的木匠,在当地很有知名度,受人尊重;祖父最关心我的学习情况,在后辈中,他最看重我,对我抱有很高的期望,两年前离开了人世。祖母姓罗,出生在一个名叫二郎的地方,那是毛的部队渡过的渡口之一,出产一种有些知名度的叫做郎酒的产品;祖母喜欢唱歌,她的腿在“集体劳动”时被石头砸伤,稍先于祖父离去;祖母临终前还喊着我的名字,但已逼近大年三十,父亲担心路途遥远无车可乘而没有通知我,我一直心怀愧疚。父亲在四兄弟中居长,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石匠,为了生活,还干过很多种工作,包括木匠、编制竹器、理发等等;我两三岁时,他为了寻找伐木的工作,独自一人在古蔺黄荆的原始森林中夜宿过一晚;我十岁以前,他经常在夜晚陪伴着我仰望神秘的太空,给我讲述许许多多发生在当地的历史人物故事。母亲姓曾,来自同一个村子,特别勤劳,心肠太好,尽管自家已经足够贫穷,但还经常把更穷的人留下来吃饭,有时,我和妹妹们只能吃到极少的一点,就会责怪她,但她仍然“初衷不改”;母亲年轻时多病,不过,我参加工作后,她的身体一直比较康健。

17岁之前,我就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与外界似乎没有联系的地方。这期间,仅仅去过两次县城,是代表学校参加泸州市初中语文和政治竞赛而去的。在这儿的十多年经历中,应该记住的人或事很多,这里说印象最深刻的:第一是家里经常没有钱交学费;第二是成绩一直不错,挺“拔尖”,在当地颇具影响;第三是几乎没有什么课外书可读,家里仅有的两三本《毛选》,被我给翻弄得不成样子,到现在还能依稀记起其中的一些内容。

1986年,初中毕业后,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成都的一所中专学校。在这个学校度过了四年的时光。从二年级开始,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室,是我光顾得最多的地方。不过,一所理科中专学校所拥有的书籍,数量上不会很多,也难以说得上能够开阔什么视野,有什么思想和锋芒。尽管如此,这些书籍还是给我提供了写作的语言基础。1988年,我开始提笔写一些旧体诗歌和散文,这些东西登载在学校唯一的教学研究刊物和黑板报上,使我成为全校两千多学生中特别突出的、最有名的“秀才”。在不少老师,比如当时的成都市中专语文教研会会长崔德明、当时在学校党办而现任《西南电力报》主编的金富怀等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办起了校园文学刊物《航船》。后来,《航船》被教过我们班《电路原理》课程的老师尚仲敏看到了,当知道是我所创办时,便找到我,从此开始了好几年的亲密交往,以致发生了很多故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尚仲敏曾经是大学生诗派的灵魂人物,当时是非非诗派的主要成员,已经名满天下了。其后,我还经常与蓝马、杨黎等诗人见面和交谈,与石光华、燕晓东等许多诗人也相遇过。这是1989年。这一年,我开始了现代诗歌创作,所写的作品,已经得以发表,有的还发在省级纯文学专业刊物上了;这一年我还创办主编了铅印的《新诗人报》,发表了尚仲敏、我、维色、柏铭久、邹赴晓等人的作品。这期间,同班同学谢勇经常协助我开展文学活动,他并不写作――不过两三年后他在信中告诉我,已经发表了一些小小说。最后一学期,即1990年的上半年,我又开始了先锋诗歌理论的研究和作品评论,在毕业前,写下了《指向文化本身》、《诗歌的人类意识》、《诗歌:与事物的对话》等一些文章。

19907月,我被分配到相当偏僻、当时交通非常落后的一个基层国企工作。那儿四面都是陡立的、嶙峋的高山,中间是一块很小的、河畔上的平地,仅有一条粗糙的公路跨过雅砻江,在无比狭窄的高山之间曲折、艰难地向着外面的世界拓延。这个地方酷似一个不太规则的井。我是井底的一只不太安份的青蛙,仰望着很小的一个天――它被我的想象无限地拉大。在这儿,每年能有两次机会出去呼吸外面的空气,一次是去170公里外的城市购买必须的衣物和用于写作的稿纸,另一次是回到一千多公里外的老家看望已经分别一年的亲人。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我就这样度过。

1990年至今,除1999年至2002年之间的三年从事很小型的所谓自主经济活动外,都在企业工作。

 

发星:影响你精神性格的形成,有明显的人和事吗?

 

张修林:最根本的,应该是从小时候起,没有多少文化的父母就对我比较宽松,从来没有给我规定过学习任务或者发展前景、方向什么的,因为这样,我的天性在成长的经历中能够不被抑制甚至扼杀,从而得以自发性地延续、丰富和发展。还有,自身所经历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创办文学报刊的经历,使这样的精神性格更加明朗化和丰富化。另外,与尚仲敏的交往,对我选择这条道路,达成了直接的推动。

 

发星:哪种思想观念对于你产生根本的影响?

 

张修林:小学时代,因为无书可读,只好读了一些毛的著作。那些著作,几乎是他在干革命时期所写,包括新民主主义什么的。在我的印象中,当时,这些东西是给一个小学生带来了很多思考的。后来,在成都求学期间,中国传统文化也好,西方现代文化也罢,都了解了不少。

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对我能够谈得上产生根本影响的,是追求自由的理念,强调个体意识的观念,和正义感的信念。

 

发星:影响你的人生有无特别的书籍或其他媒体(比如别的艺术,如戏曲、绘画、雕塑、舞蹈、音乐或影视作品等等)?

 

张修林:更多的是文学类书籍。无论是中国古典文学,还是西方现代文学,在青年时代是读得不少的,包括小说、诗歌、文学理论等。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哲学思潮的书籍。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很难说我会走向写作的道路,至少,在各种各样的打击中,不会坚持这么长久,不太会这么固执地、近乎痴迷地追索和探求。

 

发星:谈谈你活动的领域或选择的发展方向。

 

张修林:1999年之前,大约十年的时间,主要从事先锋诗歌创作,先锋诗歌理论和作品研究。这应该算是第一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其实我选择过小说的。90年代最初期,写过数千到三万字的两三篇小说,寄给我觉得相对而言最前卫的一两个著名刊物,不过给退回来了。这并没有过多打击到我的自信。要知道,那个年月,能退回的稿件极少,稿件能被退回来,说明编辑还是欣赏的,不过“不适宜”刊布罢了。然而,小说篇幅长,是没有民刊可以发布的,觉得写下去总不是办法。不知道,如果不是这样,当今的中国小说界,会不会多出一位不大一样的小说家?

2000年起中断写作,20057月至今从事思想、文化类的随笔性、理论性文章写作和哲学理论类创作。这是第二阶段。

我想,以后,可能还会有第三阶段、第四阶段。

 

发星:这种领域,这种发展方向对你有何独特的感召性?

 

张修林:它们是我认识、了解世界的方式和手段。它们成为了我的内心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路径。它们使我对世界的真相充满好奇和产生探索的心理冲动。它们使我充实、自足。它们成为了我的精神之中最鲜活、最锋利、最广阔无垠的元素。

它们多少使我涂抹了一些追求人类自由精神的痕迹。

它们使我的生活中有了一定的与众不同的、曲折的、富于色彩的情节,这些情节,使我的人生精彩,不再空洞、单薄,获得了某种观照、某种意义。

正是它们的感召,使我与其他人――认识的或不认识的,过往的或同时出现于我们共享的空间上的,甚至将会来到这个世界的――在精神上发生一些隐秘的、难以言传的联系。

 

发星:你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如何?以后可能发生何种变化?

 

张修林:当然非常“边缘”。不仅文学作品、学术成果如此,生活境况大抵也是如此。你知道的,尽管我在1989年所写的作品就开始在省级专业杂志刊发了,但1993年之后,作品全部都只发在民刊上。我写得越来越好,影响越来越大,却不大符合“官刊”的胃口了,后来就一直没有给它们寄稿。一般说来,无论是艺术表现手段还是精神追求方面,文学的“官刊”总是有些滞后的,当我的作品符合它们的要求时,这些作品已经成为了过往的历史了。我90年代的作品,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年以上甚至将近二十年,现在还受到网络、一些民刊和文学作品选本的欢迎,也引起了象林贤治这样的文化大家的关注。近年来的很多作品,读者也不算少,反响也不算小,观点也经常被引用,但它们的载体,也主要是网络和一些民刊。

至于生活境况,一言难尽,不说也罢。90年代,也有过不少机会可以改变一下生活的地方,但我都放弃了。大抵是觉得那儿比较安静吧。

以后的事,交给时间和命运去回答好了。

 

发星:你觉得自己的性格有别于其他人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张修林:首先在于自我一些,所以受到外部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其次,对价值的认知要“偏锋”一些,“固执”一些。其三是自信一些,对自己的价值追求有高一些的自我认可度。第四可能是所能抵抗的压力阀值稍高一些。

正是这些性格上的差异,造就了追求的差异。我选择了文学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发星:你认为,形成一个独特的个体人格应具备哪些要素?

 

张修林:我觉得,一个独特的个体人格能够形成,至少应该同时具备下列几项要素:(1)、很高的,或者说很自我的“心性”;(2)、基于智慧和能力的强烈自信;(3)、敢于追求的勇气和行动力;(4)、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5)、与众不同的坚韧品质;(6)、永远不满足,始终追求完美的内在驱动力。

这些要素程度的高低,它们之间的契合程度,它们所产生的合力的方向与社会脉动的方向之间的角度,决定着个体人格的独特程度和魅力指数。

 

发星:你认为,决定独特个体人格最根本的是什么?

 

张修林:决定独特个体人格最根本的,在于上面所说的“人格要素”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平台和历史机缘之中。

不同的社会平台和历史机缘,既可能削弱“人格要素”,也可能强化“人格要素”。这些“人格要素”之间的此消彼涨,之间的粘合方式和程度,同样要受到不同的社会平台和历史机缘的影响。

当一定的社会平台和历史机缘使这些“人格要素”得以高度强化,并使它们之间的粘合方式和程度达到最优化,从而使其产生的合力与社会脉动的方向达到惊人的一致,那么,最强烈、最具独特性的个体人格就形成了。

那些对社会影响巨大的精神大师,或者其它领域的人物,都具有这样的独特个体人格。

 

发星:你怎么看“现代人”意识?或现代“公民”意识?

 

张修林:现代公民意识,与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密切相关。它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得以形成、维护和发展的有力保障。离开了现代公民意识,就不会,至少难以产生现代民主社会制度。现代公民意识是现代民主社会制度的前提。

同时,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无疑地促进着现代公民意识的提升。它们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共依的、共存的,在交融中相互促进的关系。

 

发星:你认为现代人意识(或现代“公民”意识)应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

 

张修林:我认为,现代公民意识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但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维护、争取自身的自由和权利的强烈意识;(2)、对社会中其他每一个个体、其他群体的自由和权利的关注、尊重和维护;(3)、对公共社会的自觉监督,强调、认同、信仰社会公正、社会正义;(4)、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公共责任的主动担当;(5)、追求真相、真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尽力达成这种能力;(6)、正视历史、关注未来,自觉的怀疑倾向和批判精神;(7)、努力强调、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8)、重视、融入、达成良好的社会合作关系;(9)、高度的道德内省,言行一致。

 

发星:你能否明确一种或几种意识作为现代人意识的中心?或者说,现代公民最核心的观念是哪一种或哪几种?

 

张修林:现代公民意识的最核心的观念,应该是强调社会个体的主体意识和个体的主体解放。主要表现在维护、争取自身的自由和权利的强烈意识,以及对社会中其他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的关注、尊重与维护。

 

发星:你认为精神家园应如何才能建立?它与传统文化根性有何联系?

 

张修林:以我的理解,精神家园,是使人能够摆脱虚妄、浮躁、不安、凶恶、残忍以及缺乏生存或生活的信心(信念),获得心灵的宁静、自足,从而在精神上能够实现追求真实、独立、自主、理性,拥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的有效后盾。它是人实现自立、自我充盈、精神饱满、对世界的真相能够洞悉和把握的依凭。我愿意从进步的、出世的、锋锐的这类角度去理解精神家园的相关问题。精神家园,未必就一定得建立于固有的、习惯的或者说传统的文化之上,除非这样的文化是前进着、开放着,并且与自由、民主、尊严、平等等人类共同追求相一致。每个时代都会有自身的、程度轻重不一的缺陷,对精神家园的理解和追求,自然不会一样。但时代总会进步,社会精神总应该越来越纯净、充分、富有良知和境界广阔。仅仅从一人一集体、一家一国、一地一民族这样狭隘的角度来理解精神家园,本身就是狭隘的,精神应当是人道的、人本的、人类的。

精神家园,应该从人类社会已经达到的文化价值高度上去考量,它们本身就是一致的。无论是真,还是善,抑或是美,都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追求。自由的、民主的、尊严的、平等的,同时也就是真的,善的,美的。它们或许有着人类阶段性认识上的局限,但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中应当是开放、阔大的,绝不应该狭隘、封闭。

要建立这样的精神家园,首先得有健康的、进步的、凝聚于人类社会核心价值的精神追求。在这样的追求过程中,精神境界不断丰富、不断坚韧、不断开阔、不断理性,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与外部世界的进步价值日益契合,这样,精神家园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不过,这是针对于个人而言的。对于社会而言,肯定复杂得多,因为社会难以避免地存在着太多、太复杂的意识、利益等方面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难以调和的纠葛和冲突。这样的冲突必然引发很多主体精神之间的矛盾、对抗,引发精神的虚无、庸俗、颓废、无所归依等等。一个社会要建立精神家园,需要形成全社会健康的、进步的、凝聚于人类社会核心价值的精神共识,并使其得到信仰般地维护。

这样的精神家园与传统文化根性有联系吗?应该有一些,但肯定很少。联系在哪儿呢,可能难以说出来,因为太不明显,不过一些痕迹。看看我们历史上名曰逍遥实际颓废逃避社会的身影,以及奴性十足的封建士大夫们,他们不就是代表传统文化根性的精华吗?能同这样的“精神状态”有更多联系吗?那么,怎样看待它们的联系呢,我认为,这种联系,如同飞机与马车的联系。

 

发星:你觉得国土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意识与人类意识是否会因取舍角度不同而各执一端?事实上存在很难统一的矛盾?

 

张修林:国土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意识与人类意识之间,取舍角度不同而各执一端的情况,随处可见,一直就顽固地存在着。

实际上,这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甚至是强烈的认知差异,这之间的确掺糅着民族情感和文化尊严等方面的因素,但是,核心问题并非这些。角度的取舍问题,其核心目的,不过在于关系到哪些人、关系到哪些集团的利益的取舍。

当然可以不存在很难统一的矛盾,如果放弃狭隘,以最普遍的人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为基准的话。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争论有什么用呢,交给相应的“国”、“民族”里的民众共同处理好了,难道民众蠢得不具备利害关系的判断能力,不懂得趋利避害吗?

 

发星:在西方话语已成强势,全球化(实为西方化)趋势日益兴盛之时,同时也出现了保存和强化民族文化根性的诉求,你认为有此必要吗?

 

张修林:西方话语已成强势,全球化(实为西方化)趋势日益兴盛,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管它东方还是西方,中华、非洲还是欧美,不管哪种“话语”兴盛,只要对全球的社会民主、社会自由、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就是好事。如果中华“话语”能促成世界社会进步因而兴盛,当然更好,希望将来有这样的机会,但是目前可能吗?如果不能,那么,西方“话语”承担了这种责任,有什么不好呢,这同样是人类社会的福音。为什么一定要耿耿于怀呢?

再说西方“话语”对中华的影响。如果,这样的“话语”在我们的土壤里太过深入,影响太过普遍,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已经形成严重阻碍,那么,强化我们的“旧东西”以消除、削弱,阻止这种“话语”的继续推进,那自然非常必要。但是,如果恰恰相反,这种“话语”对于改善我们的“社会生态”,对于促进我们社会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有作用,而这种“话语”的影响不是太过强烈而是太过薄弱,那我们大惊小怪,大喊“狼来了”,把民族文化搬出来大呼小叫,合适吗?究竟是何目的?

如果中华文化拒绝世界先进文化,不从它们之中汲取营养,那么,中华“话语”就无从超越、重生,就永远没有促成世界社会进步因而兴盛的机会和希望。

我们应该弄清楚的是,孔子或者说“孔家店”,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用其“指代”或“暗示”民族文化,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如果出现这样的常识问题,不是出自于无知、轻率和盲目,那就是别有用心。

 的确,我们可以看到,为传统文化张目的各种热潮似乎一浪接一浪,“孔子学院”也声势强劲,但它们的诉求,基本上是把传统文化约等于甚至完全等同于孔子和他的“孔家店”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历史。孔子及其“孔家店”好不好?当然好,不过是对自汉武帝以来的帝王以及统治集团好。而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呢,可能要分阶段来看,前一段,应该好坏都有,总体上来说,尽管有不少消极的因素混杂其中,但社会还是发展得不错的,后面一段呢,恐怕就差不多只有坏处了,以致于中国在皇权专制制度的迷魂阵中长时间转不出去,民主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与人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看到,中国在明朝时已经开始引进西方的文化(当然主要是科学),但中国社会还是越走越荒凉,身板越来越虚弱,拖到清朝末期时,恐怕离僵死不远了,无奈之下,爱我中华的仁人志士用西方先进思想与“孔家店”开战,社会才稍稍有了些气象。遗憾的是,在一些民族灾难的历史事件(比如日本侵华)中,在一些势力的掌控下,目标被逐渐转移以致最后消弭了。

学者们比较公认的,是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对中国社会民间的道德建立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令人忧虑,因此儒家文化往往以这样的理由抬头。这样的理由是理由吗?儒家历史上对民间道德的影响,是以与封建专制政体合谋为前提的,而儒家对最近几百年中华政治的“戕害”,是明摆在那儿的。今天社会道德的严重问题,恰好,就是与“封建意识”的所谓残余不可分割的,只能在民主政治中用现代法治的手段予以遏制、规范和起到引导作用,使其逐步走上良性的轨道。重新捡起什么儒家文化,会不会与目标渐行渐远?

我不是传统文化虚无论者,也并非要否定它们的一些可取价值,比如,我对孔子的“大同”,就没有否定;我在一些文章中,对传统文化作过比较深入的论述的。不过,几百年来,不仅“孔家店”,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民族传统文化搬出来,有哪些因素足以使中华摆脱过不断下滑的困境?没有。那么,在情况更加复杂的今天,你相信仅仅依靠它们,可以更新我们的社会文化,有什么大的作为吗?

 

发星:一个现代士人(或现代思想者)的独立言说意味着什么?在你看来,它在实质上有什么意义?

 

张修林:毫无疑问,现代思想者的独立言说,在任何社会里都应当有,都对该社会的自由争鸣,对该社会的民主氛围,对该社会的理念进步,对该社会的价值更加合理化和人性化,对该社会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起到有益的介入、推动、促进作用。

在越民主的社会,这样的独立言说就越普遍,越日常化,越常识化,越常态化。反之,则越孤立,越少量,越沉重,但是,越容易彰显其可贵性、重要性和难以替代性。

一个人的这种独立言说意味着什么?我想,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不过程度不同而已,都毫无例外的指向责任、良知、勇气、奉献精神、自由和进步的追求等。

 

发星:你是否认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思想者置身于某种体制约束(或某个具体的组织)之中,会妨碍自己的独立言说?会约束自身的特立独行?

 

张修林: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少的确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但还不至于有“绝大多数”这么悲观。但事实却是,绝大多数没有多少独立思考的表现。既然并非能力的因素,那是哪些因素呢?首先,是能力难以战胜“权力”,其次,是能力难以战胜“利益”。君不见,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的知识分子层出不穷吗?

显而易见,思想者置身于某种体制约束(或某个具体的组织)之中,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自己的独立言说、约束自身的特立独行。思想者并非生活在真空中,思想者并非铁打的金刚。思想的呈现,总得要以“思想者”有相应的“言说空间”和“言说条件”作为前提。理性的思想者,对自身的责任,总会从长远的角度来考量,不会意气用事。不过,这样的“妨碍”和“约束”,总是相对而言的。真正有独立意识、有自由信仰的思想者,总会力所能及地试图突破这样的“妨碍”和“约束”。

 

发星:我注意到,有些人置身于某种体制(或某个组织)之中,但似乎并不影响他们的独立思考与特立独行。这是为什么呢?有些人并未将自己置身于体制的具体的组织形式之中,是否表现了对思想独立的看重并能实践一个思想者的特立独行?是否意味着因坚持独立言说的姿态而在形式上拒绝任何对独立的拘束?

 

张修林:从人的思维上看,置身于某种体制(或某个组织)之中,并不意味着就必然完全是相对应的“体制思维”,同样,未置身于某种体制,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非体制或体制外思维。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中,身在某种体制中而思维比较不那么“体制”的,并不少,身在“体制”外而思维非常“体制”的,也有很多。在判断一个人的思维倾向时,不能简单地唯体制而论。

一个人能否独立思考或者特立独行,更多取决于这个人的精神追求、价值追求的态度是否自觉和积极,他的社会责任感是否强烈,他的个性是否坚决,与身处何种体制并不构成必然的联系。

有些人未置身于体制的什么组织形式之中,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有些人置身于体制的什么组织形式之中,也并不意味着是对这种结果的追求所致。在选择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选择往往并不意味着什么。

拒绝对独立的拘束,总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在外在形式上,有些人有条件直接拒绝,而也有一些人没有这样的条件。不过,更重要的在于内在是什么,而没必要刻意从外在形式上去区分。

 

发星:自由,应当是古往今来中外思想者共同注重的理想取向,是他们共同认定的具有人类普适价值的基本标志。除此而外,你对自由是否还有别的理解?

 

张修林:自由程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最重要表征。没有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就不会有自由的社会。自由,是不应当附加“条件限制”的,否则,自由不会成其为自由;但是,应当提倡而且必须形成理性的自由观。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真正的自由,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用促进经济自由来改善社会自由、文化自由和政治自由,看起来似乎最没有风险,但是这种方法不仅速度慢,效果差,而且副作用大,如果弄得不好,还可能会走向反面。如果没有良好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作为保障和支撑,经济是难以自由的;如果没有把握好,这样的自由就容易沦为特权获利而民众受损的所谓自由,由此不仅无益于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的改善,而且还可能使之恶化。

用促进文化自由和社会自由来改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效果要好得多,但仍然不是最佳的选择。

如果不存在或者能够避开动荡的风险,那么,用促进政治自由来改善文化自由、社会自由和经济自由,应该是最好的选择。这样的选择,速度快,效果明显,各个方面都容易得到协调,容易促成它们的同步发展。

 

发星:众所周知,在极权体制和在民主体制中,自由的含义并不一样。我们刚才是从知识者和思想者的角度提出自由问题的,如果从民众角度来看呢?中国民众对于自由的需求,真像知识者和思想者那么看重么?换句话说,现代士人在极权体制中怎样才能让一般人接受知识者思考和强调的自由理念?

 

张修林:在极权体制中,民众对自由的“敏感度”明显要低得多。不是不需要,也不是不渴望,而是他们把更多的精力和着眼点放在了关于个人的、迫切的、随时随地的、改善生存和解决生活问题的具体细节中了,所以主观性没有那么强烈,期望值没有那么高。每一个具体的民众,在看待、对待自由问题时,是非常实际的,往往从自身的角度考虑得多,而很少从其他人的、社会性的角度去考虑――也就是说,很少、难以具有“公共”角度。这与知识精英并不一样。毕竟,关注自由,不仅需要精力,还需要勇气和能力,更需要代价。

初级的民主社会中,已经具有了自由的框架制度,但还有待完善。自由已经成为了开放的话语,民众对自由的“觉悟”显然会高得多,因而对自由的“敏感度”,对自由的期望值都会更高。

在相当成熟的民主体制中,因为已经拥有了稳定的、发展着的、宽泛的自由,自由问题已经不再成其为社会问题。常态的自由现实可能使民众对自由意识产生麻木感,一般不会刻意去强调和关注自由(除非偶然地遇到“自由事件”)。

中国民众对于自由的需求,并没有知识分子和思想者那么看重。这很正常。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性。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专制时间比任何国家、民族都长;我们的教育程度,长期以来一直落后;而且,就目前而言,在我们的学校里,还比较缺乏关于自由的有效“熏陶”,更不要说社会了。

是的,当今世界上,既有极权体制,也有民主体制。现代士人在极权体制中怎样才能让一般人接受知识者思考和强调的自由理念?答案不外乎两个字:启蒙。但是,必须强调采用合适的,与一般人的生活实际、社会感受紧密相关的,能够让他们容易理解和印象深刻的切入角度和表达方法。要达到这样的效果,“现代士人”就必须走进、融入普遍大众的生活,深入了解他们的生存处境和生活环境,深入他们的内心和精神世界,熟知他们的梦想和希望,感受他们的感受,了解他们对待自由的期望和矛盾,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比较准确地告诉他们,自由对于他们目前意味着什么,而且意味着怎样广阔的前景。

 

发星:谈到自由信念,还有一个重要向度——信仰。人类的自由,从根本上意义上说,是指向对于终极价值与终极目标的寻求。而人类对于终极价值寻求的方式,则莫过于宗教。但在一些自由派知识人看来,这个民族谈不上有终极关怀,中国人是最缺乏宗教情怀的。你是否也这样认为呢?

 

张修林: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宗教,大家都知道,既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不过,这些宗教,并没有对中国社会产生如同西方社会那样重要的、深刻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宗教,总是与政治太过“粘糊”,或者总是被政治“扫荡”。前者,大抵成为了帮凶,还谈得上什么“终极关怀”?后者,自身难保,当然难以发展,能有什么规模性的宗教“布道”?的确,中国历代以来的政治,太过“强悍”了,不太依附于政治的宗教,能够有一点生存空间就已经很幸运,很难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更不具备广阔的延伸空间。另外,中国本土的宗教,即便是道教,就其“教义”来讲,本身也不太具有很充分的“终极关怀”因子。

 

发星:我恰恰认为,中国人对于自由的信仰,和佛道两家的精神追求难解难分。许多佛教徒对于终极信仰的追求,已经化为他们的全部生命价值乃至全部生活方式。而这恰恰是当今相当多的自由知识者并不了解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对于以自由信念启蒙大众的自由派人士,是否也需要对自身作某种信仰启蒙?宗教性启蒙?

 

张修林:如果说道教的精神追求与自由信仰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也是说得过去的,不过,道教的自由追求是什么呢,主要是消极的、寄情于山水的、虚幻的长生不老什么的逃避现实的自由,这样的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所谓自由追求,能够扎实地切入社会的迫切需要吗?

一些佛教徒对于终极信仰的追求,已经化为他们的全部生命价值乃至全部生活方式,这也是不错的,不过,上面我已经讲过,任何宗教在中国,生存空间都很有局限,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就更加如此。尽管,它有过风光,但不过是昙花一现,非常短暂,而且,历史上,它遭受过程度更加激烈的“扫荡”。

以自由信念启蒙大众的自由派人士,他们对于自由的信仰,本身就具有宗教信仰的特性,但是无疑,他们超越了传统宗教信仰的特性。我总是认为,从广义上讲,或者从现代观念上讲,只要是信仰,无论是政治的、文化的,还是精神的,都具有宗教的特性。但并非只要是宗教就必定好,并且,传统的宗教特性,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毕竟非常有限。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在我90年代的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中,对传统的、狭隘的宗教观念,是持批判态度的。我认为,着重宗教方面的精神和意识,不过是绕开现实矛盾,宗教与现实最需要的社会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南辕北辙的。过分强调宗教方面的精神和意识,容易使人忽略甚至丧失对现实矛盾的追问,忽略甚至丧失对社会迫切问题的关注和考量。

宗教不过是历史上的阶段文化的产物。它不具有较多的、较直接的现代文化精神和现代政治的意义。自由,与宗教有关,但更与文化、政治有关。宗教意义上的自由,有很大的局限性,永远无法替代文化意义上的自由和政治意义上的自由。

 

发星:用真名发表自己的作品,自胡适提倡以来,已获得相当多的知识精英赞同。这其实就是强调现代士人应对自己的话语负责。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张修林:我并不反对用真名发表作品,实际上,从开始发表作品时起,我就用真名。用真名发表自己的作品,对自己的话语负责,这样的话语可信度应该更高。不仅如此,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一种“敢说敢当”、敢于承担的表现。这应当是一种值得弘扬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率先垂范的品质。

尤其在现代的网络年代,勇于用真名,更显可贵。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难以一概而论。要看有没有相对应的言论自由空间。无论作者怎样选择,都有他的充足理由。

与胡适同时代的鲁迅,就几乎没用真名。能说站在中华民族角度上言论的鲁迅,不如胡适有境界吗?胡适是(或者后来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党国的人,主要是唱党国需要的调子的,自然无需用笔名。胡适提倡用真名,会有多大程度的先进性呢,想一想,胡适会不会有心怀鬼胎的嫌疑呢?

 

发星:对自己言行负责,对于社会来说,最重要的应体现在哪个维度?哪些范围?哪种程度?

 

张修林: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其实,包含着这样的向度,即是对真正的社会责任感负责还是对何种、何方面的利益负责。前者很难,风险很大,非常需要勇气。而后者,不过是把“言论”作为谋取现实利益的手段,很难说是什么“负责”或者需要负什么责。

对于独立的知识分子而言,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言行,要不偏离自己的良知,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要体现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要符合正义的取向,要具有社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要素。总而言之,要有自觉的、独立的价值追求。不过,这仍然是有限度和范围的。根据自己的影响力和言说空间的大小,力所能及而已。

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说到然后做到,恐怕作用最大但同时也是最难做到的,首先不是普通民众,当然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对社会风气起着直接的、更大的引导作用的阶层。

 

 

发星:而从每一个体角度看,对自己言行负责,涉及到哪些方面?什么才是最根本的呢?

 

张修林:从每一个个体的角度看,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关键在于选择说真话还是假话,是相信、接受、坚持真理的价值还是相信、接受、坚持“现实”的、“实用”的、“受用”的价值。

最根本的是,选择全社会甚至全人类的公平、正义和进步的价值,还是选择个人的、集团的利益的价值。或者说,更看重哪一种价值。

如果,整个社会都具有进步的、高尚的、开放的、宽广的正义追求、精神追求和审美追求,至少具有对这些追求的包容性,那么,这个问题也就不再成为问题了。

 

发星:你的家人与亲人理解你的选择和追求吗?你的选择对他们有何影响?

 

张修林:父母一直生活在农村的老家,他们没什么文化,但历来看重文化。他们知道我喜欢写作,但从来不知道、不关心我究竟写些什么。有一个有些文化的儿子,他们还是多少有些自豪的。作为一个偏远的乡村,可能恰恰是因为有些“封闭”,还很少受到蔑视文化这种传染病的波及。其实,早在成都学习时,老家的很多乡亲就认为我是什么“文曲星”,以致于还固执地以为我家有什么不一样的所谓“风水”。他们遇到什么事,还试图通过父母找我问问,直到现在,我还会接到他们的电话,当然,我帮不上什么忙,不过是提供一些并不专业的、或许比较蹩脚的“法律咨询”。

     妻子对我的帮助很大,尽管她不是文化圈子中人,但人品很好,很聪明,是一个坚强的、敢于担承的人。她承担了太多的家务工作,忍受着我太强烈的个性,还得担承一些压力,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没有她的支持和成全,很难说我能坚持下去。如果说,在写作方面我多少取得了一些所谓成绩,那么,这个功劳,基本上要归功于她的宽容和付出。

在上世纪的最后一个月出生的儿子,现在读小学三年级,聪明可爱,小小年纪,居然也展现出了某些善于思考的特性。他是我永远的、最大的骄傲。我喜欢他,远远甚于喜爱我的所有文字和作品。

 

发星:你对自身心性(本心、性灵等等)怎么看?

 

张修林:“心性”反映“一般”;而“本心”与“自身心性”是同一回事,具体到个人的“心性”了,反映“特殊”。“性灵”的意思就是“心性的灵性”,或称“心灵”,它是“心性”的一部分。

心性,大抵是指 “心”的“属性”,包括“心气”、“心肠”、“心思”、“心灵”以及其它精神层面的一些含义。“心气”,大略与期望或理想之类有关;“心肠”,表征善方面的;“心思”,表达思考方面的向度;“心灵”,与对客观世界的灵性感觉、与外界事物的隐秘联系有关。

    你提的问题,其实就是关于它们的,具体到我个人的趋向。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外界,期望都总是比较高;对善的理解,倾向于范围广阔一些、精神层次高一些、对时间的辐射远一些;思考,希望与大众的生存更密切一些,与真相更接近一些,与本质更相符一些;心灵,在与客观世界的灵性沟通中、对客观事物的审美中逐渐丰富、坚定美好的精神指向。

这个问题本身,更多是表征主观性方面的指向,反映“心”的态度、追求和期望什么的,而不大直接指向多么突出的效果或者某个具体的结果。上面说的,不过是我的愿望;我并不完美,所以从效果上看,当然不能说我做得好。

 

发星:冒昧地问一个问题,你对于自身的弱点或缺陷怎么看?

 

张修林:我是有一些比较强烈的个人特征或者说性格弱点。比如,我过于自负或者说太过自信;缺乏“脚踏实地”或者说理想过高;过于玩固或者说坚韧过头;缺乏灵活应变或者说太过忠实于内心;缺乏隐敛或者说喜欢张扬个性。

某种或某几种性格,可能会导致某些方面的失败,但对于另外的方面而言,或许恰恰就意味着成功。

它们顽固地存在着,矛盾地运动着。它们的确是我的性格弱点,但有些方面又似乎是我的优势所在。

 

发星:这种弱点或缺陷,对于你个人来说,所产生的是什么样的作用或影响?

 

张修林:非常明显,它们使我有过一些短暂的所谓成功,但也曾经使我吃足苦头。它们当然使我面对一些所谓失败。

它们对我个人而言,无论好坏,影响仍然深远。若干年的坚持书写,若干年的艰难追求,若干年的未改初衷,都有着它们的影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它们所赐。

 

发星:你想过克服这些弱点或缺陷吗?都作过哪些努力?

 

张修林:试图改变某种性格,绝对不是那么轻易的事。如果说完全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那是虚伪,并不符合实际。任何想法,都会受到客观存在和理想的支配。未来的岁月中,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审时度势,灵活务实。

 

发星:据我所知,你个人已经在人文领域的思想艺术的某些空间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你怎么看这种影响?比如说,是社会的?历史的?精神的?还是世界的等等?

 

张修林:上个世纪,别人称我为诗人、诗歌理论家、评论家;近年以来,被称为“专栏作家”,曾被几个大型知名网站“重点推出”,还被称为学者,被邀请进入一些学术网站开设学术专栏或者被置入学者名单之中,文学理论文章也被一些学术网站列入“当代文学史”;2006年,几篇关乎政治和哲学的文章被人民网理论频道转载后,被又跟进转载的一些政府网站、大学网站称作什么“专家”。如果说产生了一些影响,我想应该是的,但并不知道这样的影响可不可以算得上“相当”。因为,文学艺术或者学术思想的影响,大多潜移默化,在很多情况下都只是隐在的;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作者很难把握和确认;更多的时候,谈到影响时,靠的只是主观上的感觉。

在各种场合,我标明写作始于1989年,其实,这是我认为进入自觉写作的起始时间。在此之前至少一年,我就弄起了古体诗和现代散文。最先是古体诗,被弄在学校的一个黑板报上,作者中除我外,都是“老头”教师。现代散文则被弄在另一个专门登载学生习作的黑板报上,每次我所占的版面都有十之七、八。随后,办起了油印文学校刊《航船》。进入1989年后,开始了现代诗歌的写作,作品在省内外的各种报刊上得以发表,影响已经超越了所在学校。接着,我创建了文学社团中国中专生诗人协会,创办主编了铅印的《新诗人报》,这个举动,在当时是产生了不小影响的,省内外不少省级新闻媒体都有报道――以致于数年后,在邹赴晓介绍下,我与诗人步钊交往时,步钊还谈起了当初看到这些报道时的深刻印象和强烈触动。那时,我已经与全国各地的不少诗人有书信来往,讨论文学创作。那是一个还充满着激情、还容易产生影响的历史时期,不过,我觉得,那时的影响,主要还集中于学生群体中。给我来信的全国各地大、中专学生,多得无法数清;也有不少不辞辛苦,长途奔波来到我所在学校,号称“接受新思想”的;我到都江堰的几所中专学校去找同学玩时,每个学校、每次都有很多同学听到后赶来,向我问这问那,看得出他们的内心都有与我接近的渴望,以见过我甚至认识我为荣,对我很是“崇拜”;也有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的名字弄去“装点门面”的,比如,邹赴晓就告诉过我,他看到发行量特别大的杂志《中学生》某期的“封二”,是介绍“四川省中学生作家协会”的,我“荣升”为这个协会的第一副主席了。最后一学期,即1990年上半年,我又开始向诗歌理论、评论方面进军,直到现在还被一些同行高度肯定的《指向文化本身》,就是写于那时的。1990年,整个先锋诗歌界几乎还昏昏噩噩地沉浸在一片虚无的“反文化”声浪中――应该说,在观念上,我可以算是最先觉醒的诗人和评论家之一,而且还是一个在校中专生、一个刚刚闯入诗坛的新人,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多少还是有几分值得自豪的。

真正跨越学生群体而谈得上有些“社会影响”,还是在毕业离开学校之后。从1991年起,我的诗歌作品和理论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了解和欣赏。这些人中,有相当部分不是一般的读者,他们是已经小有成就的诗人、评论家,或者正在起步的、具有相当创作潜能的作者。我收到过他们的很多来稿来信。他们之中,大多后来成为了知名于中国诗坛的人物。寄来诗集或作品希望我为其撰写评论文章的人也越来越多,我能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文字的看重。那时我的观点主要是坚持诗歌的“文化意义”、提倡自由精神、关注价值建构、强调介入现实等等。在收到的报刊中,我还看到,我的一些观点,被一些作者一字不改地“移”进文章中――呵呵,那时可没想到什么“侵权”。看得出我的诗歌作品尤其是诗歌理论,被不少同龄人或者是年龄比我还大的人关注,对他们的创作理念的形成产生过一些影响。当然,那些年,也有一些主要的民刊创办者通过信件要我“出主意”,或者推荐作者、或者邀请我担任副主编、编委什么的。记得1991年,在80年代出版过思想类专著、已经名利双收的学者张维看到我的文章后,写了很多长信,要与我合作弄一本美学专著《灵性美学》,由我列提纲,两人分头写,遗憾的是当时文化发生转向了,出版社对学术性很强的书籍,在销量上不再有信心,又要保证正常额度的利润,提出要我们自己承担十分之一,即自行负责500本的销售,张维倒是能够接受,但我身处那么闭塞的一个地方,哪有什么销售渠道卖出250本?整不好不仅没弄到“薄酬”还要倒贴,而我又没有相应的经济能力,只好放弃了之。

回顾90年代,我的诗歌理论应该是比较超前,甚至多少起了一些引导作用的。自1990年起,我的反叛“第三代诗歌”虚无主义的理论倾向,在后来的数年里,与先锋诗歌清晰的追求方向已是比较合拍。1991年,我在《诗歌:自由的还原和穿越》一文中简单地提出了“文化学批评”概念和方法,即“以各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对诗歌进行批评”,并说明了我的《指向文化本身》是这种方法的批评文本,后来,大家都知道,文学领域的文化学批评方法在中国很是“热门”,从90年代一直延续到新世纪。

现在看来,尽管自1989年以来直到整个90年代,我的诗歌作品尤其是诗歌理论创作因为一些社会原因难以尽情发挥,难以或无法拥有辐射广阔、辐射密度大的媒介推介,也因为社会环境无法独立创办民刊使其较充分传播,使得这一阶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密度过小、推进速度过慢,而且肯定对自身的创作动力造成了一定的阶段性衰减;但是,直到今天,我90年代的创作成果,仍然被关注,仍然被提及,观点仍然被一些文章引用,这些文本仍然在网络上、民刊上、选集中流布,被转载、被选用并激起反应,我仍然能够感觉到它们强劲的生命力,仍然能够感觉到它们的影响还在被延续和被强化。

2000年起,由于各种原因,有数年我没有写过一个字,直到20057月下旬开始至今,写作了一批谈论各种思想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包括文学艺术创作的问题)的随笔性、理论性文章,还有对一些哲学基本问题的简要论述。

这些作品中,产生的社会影响覆盖面最广的,是随笔类作品。因为它们,我2006年在网络上,被几个颇具影响的大型网站重点推出,点击率相当高,在当时的所有“博客”中是明显地突出的。这些文章还被大量、广泛、持续地转载。可以说,在后来的一年时间里,网络上推荐的“博客”文章所反映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我认为大多数没有超过它们;很多文章不过是我的作品中某一个或某几个观点的发挥。这些随笔,几乎都是反应比较重要、比较广大的主题,它们中的一些观点、概念和定义,遍地开花――即便到现在,还可以在网络搜索看到,它们被各不相同的网站里的作者,在论坛引用,或在文章中引用的一些情形。

反应文化或文学问题的文章,大多是最近一年之内写的,其中有些是对文友提出的问题所作的论述性解答。也被一些思想网站、博客或论坛转载。

哲学类作品,是去年四、五月份写的。当时的计划是写一本专著,根据当今现实,对哲学最基本的概念和问题、对主要社会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后来给放下了,只留下一个构架。我把它分解为若干相对独立的篇什进行发布,因为相对而言比较深奥,被转载得要少一些,尽管也有不少读者,但我并不知道读者接受的情况到底怎样。在我看来,中国的哲学家尤其少,而问津哲学最基本的概念的,似乎没有。这些哲学类成果,其中,有些概念的阐释,比如“现实”、“存在”等,被一些“百科”选去,与中国百科传统的成果,或者西方哲学大师的经典理论一起,用来阐述相对应的“词条”。

刚才谈了这么多,其实,它们未必就有多大的价值,不过是借这个话题来一个“自我总结”罢了。是的,一晃20年就这么过去了,是该回过头去看看这些经历意味着什么――究竟是时代的激情还是疼痛,是阴霾还是希望?同时,按照现在的标准,到了四十岁就算中年了,进入中年之前,在这儿作这么个总结,也算是对既往有个交代。

最后想说的是,首先有了自己的思考和感受,这样的思考和感受影响了自己,最后才可能通过写作媒介和传播媒介影响到别的。当然,这个世界上,“影响”其实是一个相互的、交叉的、循环的概念,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随时随地地影响他人或被他人影响,只不过方式、价值、层次、程度、深度、广度等各不相同而已。

 

发星:这种影响是有意的选择所至,还是偶然的时机导致?你认为一个人产生某种影响靠的是什么?

 

张修林:我觉得主要还是有意的选择所至。没有有意的选择,仅仅靠“天意”、“天命”什么的而拥有看似偶然其实必然的时机而导致某种结果这类的说法,绝对是骗人的鬼话。但要强调的是,时机的有无和不同,对这样的影响所能达到的时效性、范围、深度,以及延伸性的程度和运行轨迹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不过,这样的选择,似乎也有它的必然性。你想,象我这样的人,祖上若干代都是“清一色”的农民,穷得没机会读大学,靠自发自为的学习“起家”,既没有文凭,又与任何“社会关系”毫无瓜葛,在这个社会,文学艺术或思想学术这种与社会资源和社会机遇关系不大的、主要依凭智慧和学识的、自主性相对较强的苦差事,当然是最容易和最实际的选择,至少,没有人来同你争夺,你总可以写出一些的。

我觉得一个人能否产生某种影响(排除日常的、身边的、特别狭小的和局部的那种广义影响),取决于能否具有与整个社会的需要一致,能否具有与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一致或者相反的先天禀赋、勤奋程度、语言和行动的感染力、坚韧度、社会资源和社会机遇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产生影响。它们的程度越高,所产生的影响就越强烈、越宽广、越持久。各个领域、各种不同的社会中,情形肯定是有区别的。娱乐领域,契合社会的某些娱乐需要。社会资源和社会机遇,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情形完全不一样;不过,这对思想文化、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影响最小――毕竟,这样的领域需要价真货实的才学和创造力来保证影响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毫无疑问的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遇的因素,对政界、经济界的影响最大。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统而言之,就是促进社会进步;而与此反向的阻碍社会进步,同样可能产生影响――这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明白。

 

发星:在今后会保持或扩展这种影响吗?你会另行开拓别的活动空间吗?

 

张修林:保持这种影响?我觉得影响是无需保持也难以保持的,一句话,它基本上仅仅取决于你提供了一些什么东西,提供了什么思想的或者精神的或者艺术的等方面的价值。一定的影响,它自然会逐渐消弭或者逐步强化延伸;它在反复整荡中衰减着或者强化着。任何试图保持一定影响的努力,其效力都十分有限,最多一定幅度地改变这种影响在时间中的运行曲线,但难以改变它的综合效能。这样的举动,基本上是徒劳。

扩展这种影响,是可能的,即提供新的思想的或者精神的或者艺术的等方面的价值。我当然有这样的期望。

一个人能开拓什么创造空间、学术空间,是要受到很多限制的,比如,学识、创造力、精力、文献查阅的条件等。当然,传播后盾,也对其有着重要影响。无论是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或者是考证、评析类的学术活动,都并非我赖以为生的行当,所以,精力总是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也不可能拥有文献查阅的便利。我能做到的,或许只是一些比较随意的、重于原创的思考和研究。当然,我会希望在相关领域开拓更多的活动空间,因为,这符合我的个性和喜好。

在一个精神荒芜的时代,作为一个带着生活压力和其它压力的镣铐舞蹈的精神拓荒者,说什么都似乎显得多余。我并不指望、奢求获得多大的影响和多么的肯定,我只求心安,只求无愧于那片曾经养育我的、令我魂牵梦绕的土地,只求无愧于属于我的时代;无论今后有无其它选择,我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在精神的轨道上,无怨无悔地继续向远方穿行。

 

                              2008-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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